在美国，报纸投递是个非常危险的行当，投递员的人身、财物安全不时受到侵害，还面临着身份的尴尬，不能享受到真正的雇员待遇。请看杨晓白编译的《送报惊魂》。
投递员沃特·斯考特在送报路上被杀害时天色尚早。那是夏洛特城2月中旬一个潮湿的凌晨，他将一沓报纸送到24小时营业的711便利店，跟店里的营业员和顾客开了一个玩笑后，走向自己停在路边的卡车。他刚刚把前一天没有卖完的报纸放到车上，一名男子走近了他。警察说，这名男子试图用一把9毫米口径的手枪对斯考特进行威胁、抢劫。但是斯考特也带着枪——他总是随身带枪。两个男人交火了。斯考特打中了对方一枪，但是随后他的枪卡壳了。这一枪伤到了对方，但并不足以挽救自己的生命。斯考特中枪死去了。711便利店的售货员报了警。店里的顾客卡伊·哈里斯跑了出来：“我跑过去一看，天呐!”那时是凌晨2:20。
斯考特被害前两星期刚刚过了65岁生日。他刚满10岁时就开始送报纸，接管了哥哥比尔的送报区域。社区大学毕业后，他从事家庭快递行业，后来又从事过很多的体力服务行业。直到去世，他一直负责同一条送报路线，最近他为一家负责递送《夏洛特观察家报》的公司干活。“在送报的40多年中，他遇到过很多次麻烦。”哥哥比尔说：“很多次有人试图抢劫他。”
危险的行业
斯考特的遭遇并不鲜见：在美国，投递员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当。据《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统计，1970年至今，至少有44名投递员在工作中丧生。有的是发生了车祸，有的像斯考特一样是被暴力犯罪夺去了生命。44人中，有23人是从1992年至今被谋杀或暴力侵害致死的。根据“保护记者协会”的数据，这一死亡人数是同时期内被害记者数量的两倍。
有些投递员是被蓄意谋杀的，有些仅仅是因为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2017年圣诞节前，芝加哥15岁的布莱恩·加索在帮助其继父送报纸的路上被枪击头部死亡。警察认为，他是在附近的黑帮团伙的暴力火拼中被误认误杀了。
美国记者如果在执行任务时死亡，媒体往往会大加报道。而报纸投递员却得不到这样的待遇，即使他们仍然是报业的基石：印刷版报纸仍旧在为很多新闻机构带来重要的收入，没有报纸投递员，报纸就无法送到千家万户。绝大多数投递员工作平安无事，所以记者们并没有认识到投递员们整日是在冒着风险出出进进，把记者们的报道送到付费读者们那里。
投递员的工作不仅仅是人身的不安全。他们经常熬夜，而仅仅获取很少的收入——自己还要负担通勤费用，比如汽油费、捆扎绳的费用——吝啬的发行人成本控制非常严苛。
发行人们总是希望自己的报纸能在读者起床之前就能被送到。这样的要求让投递员们很容易在寂静无人的大街上遭到攻击。
2017年1月的清晨，4名男子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城游荡，他们的目标就是袭击报纸投递员。他们向一个投递员开枪，并向另一人的汽车开了数枪，好在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6月，俄克拉荷马州的塔尔萨城，一名17岁男子在凌晨3：30向一名72岁的投递员开枪。该男子说他之所以开枪，是因为他当时认为投递员在偷窃他的物品，地区检察官说，该男子追着投递员的汽车开了数枪。
罪犯往往是冲着投递员的钱、汽车和其它财物去的。在密苏里州的《圣约瑟夫新闻》，光是2017年，就有1名投递员被抢劫、4名被偷了汽车，还有3名侥幸避免了被偷。“趁一名投递员下车投递报纸的空，有人开走了他的汽车，投递员翻墙去追却伤了脚踝。”麦克·本纳说，他是这家报纸的家庭订户投递经理。他建议投递员离开车辆投送报纸的时候，要把车熄火。去年9月，《拉斯维加斯评论新闻》的一位投递员被人连射9枪，之后该报给其投递员提供了反光标和爆闪黄灯，来标识自己投递员的身份。“我们认为这是犯罪团伙认为有人在他们的地盘上生事而导致的，”该报的发行经理克里斯·布莱泽说，“所以我认为，如果人们一眼就能看清楚这个人是送报纸的，那这个人就不会成为攻击目标。”
身份尴尬
报纸递送的风险并不能被完全消除。读者住到哪儿，就想要报社把报纸送到哪儿。有些地方有非常高的犯罪率。很多报纸对他们印刷版报纸的读者特别负责任，他们可不想丢失这么宝贵的发行量。
皮尤调查中心的数据显示，如今纸质报纸的工作日发行量比上世纪90年代下降了三分之一还多。投递员们在这条食物链中处于底层位置。很多报纸如今把物流外包给了私人公司，而这些私人公司会以签合同的方式雇佣劳务工，而不是真正地聘用他们。
这样的用工形式对有些投递员来说是合适的：这使得他们能够自主安排如何工作。送报工作可以作为退休人员的一份临时收入，可以是一份兼职工作，或是那些热衷参与“零工经济”的人的选择(这是种很好的模式，比如一些小规模报纸会雇佣一些投递员，每周送一到两次报纸)。但是那些把报纸投递作为重要收入来源的人，经常发现他们会受到员工身份的限制，还没有什么福利——没有健康、失业和意外伤害保险，无法求助于劳工法和工会。“我们全部的社会劳动契约都是基于雇佣关系，”马萨诸塞州建筑业工会主席弗兰克·卡拉汉说，“如果你是个合同劳务工，那么所有这些权利都与你无缘，因为这些都与你的雇佣关系有关。”
报纸投递发展史
投递员一直以来都被描述为能够自立的创业者。在镀金时代的美国，在烟雾弥漫的大都市，这些“创业者”经常是孩子：他们从报纸批发商那里买来报纸，然后卖出报纸赚取利润。报纸自称非常感激报童们的工作，但实际上报童们的报酬很低，也没有得到善待，而且很容易被利用剥削。“很多报童是来自穷苦家庭的移民儿童，”密歇根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迈克尔·斯塔姆说，“他们并不像大家认为的那样卖完报纸就去上学。”
那时候，卖报纸可是一个很艰难的谋生手段。1899年，斗志旺盛的纽约报童们掀起了罢工运动，罢工仅仅取得了一点小的胜利——报童们赢得了将没卖完的报纸退回报社换回现金的权利。
报童们把报纸送到了20世纪。随着美国人口离开中心城市，贫穷的城市报童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衣着讲究的中产阶级的孩子，他们蹬着脚踏车疯狂穿梭于社区间，把报纸抛掷到订户家修剪平整的草坪上。至少在那些想象中的健全的郊区社区，这样的模式是一种很轻松、对青少年投递员剥削较少的模式。在实践中，孩子们挣到了零花钱。理论上，孩子们还感受到了自立的价值，理解了商业的含义，并且形成了“比太阳起得早”的好习惯。
但是这一模式也有充满风险的一面。根据《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收集的数据，1970年至1993年间，至少有12名儿童投递员遭到诱拐、性侵甚至杀害。有时候，他们被从街上挟持，或在民宅群中挨门收取报款和小费时被掠走。1975年，罗伯特·洛厄承认，他一直在伊利诺伊罗克福德市开车游荡，寻找送报小孩儿。那时，他诱拐、强奸并且勒死了15岁的乔伊·迪迪埃。9年后，亚利桑那州的唐纳德·贝蒂趁13岁的克里斯蒂·安在公寓楼内收报款的时机谋杀了她，当时克里斯蒂的妈妈正在楼外的车里等她女儿出来。
报纸如今不再使用儿童投递员，绝大多数是由驾车的成年人来投递了。报纸发行量的下降，使报纸更加倾向于使用机动车投递：报纸的订户愈加分散了，所以投递员到达订户终端需要经过更长的路程。
投递员们每个清晨的工作，都伴随着车辆着火、冰雪路面事故、疲劳驾驶，以及野蛮驾驶带来的风险。在过去4年间，仅交通事故就导致9名投递员丧生。2016年12月，科林·斯黛尔在印第安纳州韦恩堡市的一次交通事故中丧生，当时她和丈夫正在冰雪路面调头，想把报纸投到马路对面的报箱中。斯黛尔为了方便从车的后座拿报纸，就没有系安全带。
随同体验报纸投递
2017年10月中旬，波士顿北部的一个清爽的早晨，我随同一名投递员体验了报纸投递。我所随同的投递员因为怕以后在工作中被报复而不愿意对外公布姓名。
凌晨4点钟，他来到本地的发行中心，一个人负责把100多份地方和全国性报纸分别装在一个用颜色编码的塑料套筒中(如果天下雨，他必须自己动手把每个套筒系紧;到了周末，他还必须在装袋之前，把夹页广告夹到报纸中)。他把报纸散乱地堆在他破烂不堪的小汽车的后座，点火启动，开始自己的投递之路。在一些独栋别墅那儿，他从车窗把报纸往大致是大门的方向扔出去;而在有些地方，他必须下车，仔细地把报纸放在指定地点。订户们经常会告诉发行经理，他们需要投递员把报纸放在指定的地方，如果不照做，订户就会投诉。每个月，投递员就会在报纸中塞一个信封，希望订户们往信封中放小费。多数订户会置之不理。有些会往里放上5美元或者10美元。
每个负责早上投递的投递员都有严格的工作完成时限。管理人员每天都会给每个人一份打印出来的投递清单，上面标明了最经济高效的投递路线。投递员要记住这个路线，偶尔在路上还需要拿出来再翻查一番。往往在以为一天的工作已经完成，地平线露出一缕晨曦之时，他才发现后座上还剩下一份报纸。他得掰着指头算计，最后才想起忘记投送的那家，然后再开上10分钟的车，把最后那份报纸投了。
投递员的薪水跟最低收入法案没什么关系。他必须自己掏汽油钱，自己修车，并且承担路上的损耗。他不能请病假或者休假——如果他必须请假，那他就得找个朋友帮他把工作做完——因此，他几乎得每天工作，不管天气怎样恶劣。如今，他挣得比以前更少了：这在报业已司空见惯，他的收入是根据所投递的报纸份数计算的，因此这些年他的收入大约下降了五分之一。
投递员把车开进了一个主要由退休人员构成的社区：“只有他们才会看报纸，是吧?”他说，“我们这一代已经不看报纸了。我们阅读，但是通过网络。这就意味着终有一天这个工种将会消失。”
灰色地带
报业内的人士心知肚明，投递员的薪水是私下支付的，这使得报业公司和投递员都可以逃税。这对于那些非法移民的劳务工来说并不鲜见。这种模式也使得报业老板们能够逃避对劳务工行为所负的责任——比如2017年11月，威斯康星州的一个法庭就赦免了甘尼特报业的责任，该报的一名投递员在交通事故中撞伤他人，而通常状况下投递员需要在上岗前为自己买保险。
随着报业的兼并联合，一名投递员往往投递的不光是本地报纸，还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今日美国》等。为了合理安排复杂的物流，弄清楚谁应当付什么样的费用，这些报纸通常与第三方物流公司合作，来调配投递员，实现高效率投递。这等于是在报纸投递员和他们所投递报纸的发行人之间增加了一个外包公司。
2016年，波士顿地区的报纸投递员举行了一次罢工，原因是《波士顿环球报》更换了其物流合作方，导致投递员的收入下降了。罢工使得大量订户收不到报纸，《波士顿环球报》只好换回原来的物流公司。
呼唤员工待遇
随着报纸的利润下降，投递员的收入变得越来越没有保证。同时，投递员在人身上也没有变得更加安全。对投递员的攻击甚至谋杀，成了一个令人沮丧的行业趋势。投递员清早工作，给了攻击者可乘之机。投递工作有强烈的重复性——投递员工作起来像一个闹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沿着同样的路线来去。这样的路线能够使得凶手更容易谋划犯罪，并且提高了他们犯罪后逃脱的几率。
詹娜·尼尔森的父亲和继母怀抱着女儿的照片，身后的加油站就是十年前女儿被刺身亡的地方，她在往加油站送报纸的时候被害。
凯文·布莱尔确信，杀死他女儿的罪犯就是有预谋的。詹娜·尼尔森2007年被割喉而死时22岁，已经怀孕8个月。尼尔森跟随丈夫和两个孩子刚刚从犹他州搬到北卡罗来纳州，为了在怀孕期间让自己感觉对家庭有贡献，她做了一份递送报纸的工作。她挣的钱不多，但是她很喜欢这一行，因为她完成清晨的工作回家后，孩子们还没有起床上学。
尼尔森当时正在加油站外整理她送的《今日美国》报,加油站位于罗利城南两侧树林茂密的高速路口处。“加油站的摄像头唯一捕捉到的，就是尼尔森的影子靠近了自己的汽车，而另一个影子尾随着她，就没有然后了，”尼尔森的父亲告诉我们，“我们判断，罪犯把她拖到了建筑物后面。警察告诉我们，他们在停车场发现了散落一地的衣物。她当时拼命抵抗了。然后他们把她拖到了建筑物后面，可怕的事情就发生了。”警察至今不知道杀人犯是谁。
尼尔森被害后，她的父亲最终成功地让北卡罗来纳州立法机构采纳了“艾森法案”，这一法案是根据尼尔森未出生的孩子的名字命名的。法案认可，任何杀死一名孕妇的犯罪，都同时犯下了两项谋杀，而不是一项。
北卡罗来纳州的立法机构还二次审议了把报纸投递员作为报纸雇员而不是合同劳务工的法案。这遭到了《新闻与观察》和其他报纸的强烈反对。这一条款最终没有得到通过。很多北卡罗来纳州的报社认为，给予投递员以正式员工待遇将会是报社财务的灾难，是不公平的。“很多情况下，这些投递员每天早上都投送三四样报纸，为什么要让本地的小报接下这个重担?他们当时可能正在投递《纽约时报》或《华尔街日报》。”北卡罗来纳州传媒联合公司首席执行官菲尔·卢西说：“我们尽力保证投递员们成为真正的独立职业者;他们自己掌控他们的工作方式，掌控着投递的定价权。我们并不会干涉太多。”
被害的尼尔森和本文开头提到的被害者斯考特，他们的亲属都说他们喜欢这一相对自由的工作。但是当惨案发生后，他们的亲属并没有得到什么补偿。《今日美国》报为协助抓捕杀害尼尔森的凶手，无偿刊发了一系列整版的征集线索广告，但是尼尔森的亲属说他们没有得到保险赔付。《夏洛特观察家报》的一些员工承担了斯考特的葬礼费用，而报纸本身能提供的却只有同情。
给予投递员雇员待遇并不能拯救尼尔森或斯考特的生命，但是多少能够使投递员们有一点踏实感，在他们受到伤害后在医疗费用上还会有些保障。彻底改革不太可能，但是那些关注其他行业问题的记者们至少应当多关注一点自己所在的行业。
“尼尔森从没有对她要去的地方感到过担心害怕。但是事后看，当你看到惨剧发生的地点时，那里到处是阴影和黑暗，能见度极差，而且偏僻，”尼尔森的父亲说：“投递员应当在阳光下工作，而不是在毫无人迹的凌晨外出。在黑暗中，他们太无助了。”
(本文编译自《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2017年冬季版，作者乔恩·奥索普为《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记者。编译者杨晓白为美国俄亥俄州莱特州立大学MBA，高级经济师)
【文章摘自《青年记者》4月上】
